读书天 | 李树德：巴金与天津的缘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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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正是读书天

“读书不觉已春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”匆匆岁月，春色正好，气候适宜，正是适合读书的好时节。

为表示向图书及其作者致以世界范围的敬意，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。很快，2020年世界读书日又将到来。

巴金先生曾说：“多读书，多认识人，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，纯洁些，或者对别人有用些。”巴金故居随处可见的藏书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4月，巴金故居将为您荐书、评书、分享爱书人与书有关的心情和故事，精选朗诵名师为您朗诵书中名篇等。一起读书吧！

小编语

巴金与天津有什么缘分？其实是与一位位亲人、朋友的点滴故事，而他们的故事也与写作、编辑、翻译等事务分不开。读事亦是读人，阅读故人故事犹如翻开泛黄的书卷，品味那一代人的风华。

巴金与天津的缘分

李树德

1923年5月下旬，19岁的李尧棠和他三哥李尧林，离开生活了多年的成都正通顺街98号那个深宅大院，到外地求学。他们先到上海，年底去南京，兄弟二人都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。学习了一年半，1925年夏，他们同时毕业。尧棠独自去北平，准备投考北京大学，体检时，医生说他肺不好，他没有参加考试就回到上海休养。而尧林考入了东吴大学，后转入北平燕京大学。

1927年1月，尧棠与朋友从上海出发，到法国留学。在法国他完成了小说《灭亡》，寄给国内的朋友。他于1928年12月回到上海，署名巴金的小说《灭亡》，1929年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，从此巴金走上文坛。

走上文坛的巴金，到过祖国许多城市旅行、访友、办刊、写作。他曾多次来天津，并与天津结缘。

01

李尧林任教南开中学

李尧林1930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，考入南开中学任英语教师。巴金在《随想录》第102篇《我的哥哥李尧林》中写道：“一九三〇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，考进了南开中学做英语教师。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：英语和英语教学，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。他借了债，做了两套西装，‘走马上任’。”从1930年至1937年，李尧林在南开中学既教高中又教初中。1937年7月，南开中学惨遭日寇轰炸，被迫停课，李尧林离开南开中学，一度在耀华中学任教。他于1939年离开天津去上海，从事翻译工作。

现在南开中学校史馆中，还保存着李尧林的史料。其中一份是“本校教职员名单（二）”。这是一份手抄件，名单用宋体字抄写，非常规范。“李尧林先生”名列其中，还有“孟志荪先生”“关健南先生”“马建民先生”等。名单上注着“十九年秋”，显然是指民国十九年，即1930年。1930年秋天的新学期，是李尧林在南开中学任教的第一个学期。

第二份是“一九三五年毕业纪念册”中的一页。共列有马秉宸等37人，共分四栏：姓名、字（号、笔名、别名等）、籍贯和住址。李尧林排第27位，他没有登记其他名字，籍贯是“四川成都”，住址是“本校”。

李尧林出生于1903年，比巴金大一岁，病逝于1945年，终年42岁。李尧林终生未娶，在南开中学工作期间，一直住在学校一个叫做“九间房”的宿舍里，那是学校专门为教师建造的一排小平房，因为一共有九间而得名。

巴金与三哥李尧林（左）

李尧林一表人才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西装笔挺，风度翩翩。他文化素养高，知识渊博，教学认真负责。他培养的学生中有翻译家周珏良、藏书家黄裳、化学家申泮文、气象学家叶笃正、表演艺术家黄宗江等。

李尧林温文尔雅，平易近人，爱护学生。在课下，他和学生打成一片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孩子，有着一颗孩子的心。他常和学生们一起打球，一起唱歌，一起做游戏，一起去看电影。他每天像学生一样到食堂吃包饭。黄裳曾在《风尘——记一位可爱的人》中写道：“他（李尧林）和别的先生们是很有些不同的。有时他和我们在一起包饭……十二点钟开饭以前，饭厅里敲碟子声音一片响，教务主任听见跑来制止时，看见他也拿了筷子在轻轻碰着碟子边，就不好意思地走出去了。”

李尧林多才多艺，他曾和同事们一起演过名为《一女三配》的英文剧，他饰演审案的前清知县，演得很生动。他尤其爱好溜冰，经常光顾溜冰场。他溜冰的花样让学生们惊羡，大家很难想象一位出生在四川的青年教师，在天津的溜冰场上能展现出那么多的花样——倒滑、侧滑、外滑转圈……悠然自得。

在南开中学期间，李尧林还利用教学之余，以李林的笔名翻译了俄国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《悬崖》。

02

巴金第一次来津

巴金第一次来天津看望三哥李尧林是在1932年9月初。

巴金先是给沈从文写去一信，然后出发去了青岛，当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，那时他还没有结婚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。巴金去他那里做客，沈从文把房间让给巴金住。他和沈从文无拘无束地聊天，散步，看樱花，在沈从文的办公桌上开始写作小说《爱》，还写了小说《砂丁》的序言。巴金在那里过得很愉快，住了一个星期。

然后巴金从青岛去北平，看望缪崇群，他是巴金几年前在南京结识的朋友。缪崇群曾于1923年从北京转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，1925年离开，留学日本。巴金住在缪崇群家中，缪崇群新婚的妻子祖英回娘家住，巴金和缪崇群抵足而眠。热情的缪崇群和妻子陪巴金游览了颐和园、故宫等。三四天后，他们把巴金送上去天津的火车。

到了南开中学，巴金住在李尧林同事的一间小屋里。兄弟俩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。巴金与尧林之前相处的时间很长，他们在上海、南京的几年都是住在一个房间里，在一个煤油灯下读书。自从大哥去世之后，尧林担起了大家庭的重担，他每月按时给成都老家寄钱，“他背着一个沉重的（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）包袱，往前行走多么困难!”（巴金《随想录》）巴金看出了三哥的疲倦、寂寞。他们两兄弟都爱好看电影，这也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。

三哥李尧林擅长滑冰

尧林上课时，巴金就在小屋里写作。住在南开中学期间，他写了两篇文章，第一篇是《我的自剖——给〈现代〉编者的信》。此前，在青岛大学沈从文那里，巴金看到新出版的《现代》杂志第一卷第五期，上面刊有施蛰存批评巴金短篇小说集《复仇》的文章，那时巴金还没有细看。来到天津后，巴金买到那期《现代》，仔细阅读了施蛰存的文章，于1932年9月13日写出上文。

施蛰存在文章中批评《复仇》是用“第一人称讲述故事”“写外国题材”“凭想象凭皮毛”创作等，巴金反驳道：“《复仇》集中的十五篇小说里，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我的朋友，都保留着我过去的生活里的一个纪念。”“我明白地说过，人类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——青春、生命、活动、爱情，不仅为他们自己，而且也为了别的人……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产生的悲哀，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。”巴金还说，他写文章时“忘掉了自己”，“这时候我不复存在了”，“许许多多的人借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苦痛”。

巴金这次来津期间，写的另一篇文章是散文《灵魂的呼号》。他用书信的形式，向知心的朋友打开心灵的一隅。巴金说：他不是文学家，只是把写小说当作生活的一部分。“我的文章是直接诉于读者的，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，引起人对光明爱惜，对黑暗憎恨。”为此，他决心“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……在暗夜里呼号”。

10月上旬，巴金离开了天津，回到上海。

03

在津初识毕奂午

1935年11月，巴金从上海来到北平，这次来北平主要是与靳以处理《文学季刊》休刊事宜。《文学季刊》是靳以、郑振铎于1934年1月创办的大型文艺刊物，北平立达书局出版。巴金虽然不是刊物的主编，但他一直参与编辑工作，特别是靳以母亲生病，靳以回天津侍候老母期间，巴金担起了靳以的工作。到1935年年底，《文学季刊》出了2卷8期，由于检察官的打压和经济困难，不得不休刊。这次巴金在北平住了三周左右，他们与立达书店经理商量，由巴金担任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支付300元，把曹禺、沈从文、卞之琳等人的书稿取回。

《文学季刊》的事情办理清楚后，12月1日，巴金搭乘下午3点的平沪列车离开北平，其时漫天大雪，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到前门车站为其送行。车到天津，巴金下车，到南开中学看望三哥李尧林。

这次，巴金在李尧林那里只住了两天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诗人何其芳，结识了作家毕奂午。早在1932年9月，巴金到青岛大学看望沈从文的时候，就见到了何其芳。何其芳是1935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，到南开中学任教的。毕奂午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，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，直到1934年考试合格后，到南开中学教初中语文。他在教学中得到李尧林的帮助，李尧林像大哥一样帮助他。因为李尧林的关系，巴金与毕奂午相识。

他们相聚，谈论最多的是时局，为祖国一些地方陷于敌人马蹄之下而感到悲愤。当然作家们聚在一起，总是要谈论文学的。虽然巴金与毕奂午是初次见面，但他非常关心毕奂午的创作。回到上海后，巴金把毕奂午的十首新诗和四篇散文编成一集，以《掘金记》为书名，列入他主编的“文学丛刊”第二集，于1936年7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

1937年，毕奂午离开南开中学后，和巴金失去了联系。巴金仍关注着毕奂午的创作，他主动从报刊上收集毕奂午的作品，又为毕奂午编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雨夕》，列入他主编的“文季丛书”，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后记。在后记中巴金说：“奂午的集子我见到的这是第二部了。‘八一三’以后我就没有得过他的信。从朋友那里也听不到他的消息……我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，便拿出来编在‘文季丛书’内交给出版社付排了。”《雨夕》1939年7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1946年，巴金和李健吾还把毕奂午介绍给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，让毕奂午到清华大学做助教。

巴金在离开天津的前夜，写了一篇文章，倾诉他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，在文章最后，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。

巴金说：“别了，朋友，明天的事情如何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。然而不管我们遇到怎样的命运，我决不会失掉信仰。那么我也决不会忘记你们，我说甚至在乌云满天的时候，我还相信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一起看见黎明的将来。记住：所有的黑暗都是假象。”

12月4日，巴金由天津乘火车返回上海。

04

写信的日子“真像在做梦”

1936年的某一天，巴金收到一位天津读者的来信。在信中，她向巴金倾吐苦闷，并描述自己的梦。这个给巴金写信的天津读者，是中西女子中学的学生杨静如。

杨静如就是后来的著名翻译家杨苡，当时她才十七岁。前一年发生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打破了她的平静生活。她在信中说，自己生活在酷似巴金小说《家》的环境中，却不能像觉慧一样冲出“狭的笼”。

巴金很快就给她写去回信。巴金非常耐心地劝她要忍耐，不要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要保持乐观，多读书，并鼓励她要相信未来，“未来总是美丽的”。

第二年，大约12月上旬，巴金又收到杨静如从天津寄来的信件。此时，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，日寇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，杨静如担心巴金的安全。“先生，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。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。”巴金读了杨静如的来信说：“当时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她那渴望温暖的年轻的心……所以读到天津的来信，我竟然淌了眼泪。”

青年时代的杨静如

收到杨静如的这封信不久，巴金给三哥李尧林去信，希望三哥能帮助杨静如继续用功读书。巴金在信中说：“我们在外面没有妹妹，我想我们不妨把她当作我们的一个妹妹看待。”同时，介绍杨静如与李尧林相识，这样，杨静如与巴金兄弟同时通信。半个多世纪后，杨苡在《梦李林》中写道：“在不到五个月内我收到他四十封信，当然我想我的信早超过了四十封。而且还不断地写信给在上海写作的‘先生’诉说我所有的白天的感触和黑夜的梦！”

也是在1938年，杨静如经过巴金的介绍，与巴金的女友萧珊开始通信。后来，杨静如与萧珊先后进入昆明西南联大，她俩成了关系密切的同学。1940年夏，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，杨静如才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巴金先生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巴金那时年轻、潇洒，但不太爱说话，见到女性还有点腼腆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他们中断通信。“文革”结束，他们又恢复了书信往来。

后来，杨苡把巴金写给她的六十封书信，编辑成《雪泥集——巴金书简》一书，1987年5月由三联书店出版。这六十封信跨度四十多年，巴金看了《雪泥集》后，动情地说：“想想写《雪泥集》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。”

05

与穆旦的珍贵友谊

穆旦原名查良铮，祖籍浙江海宁，生于天津。1929年入南开中学，上学时就开始写诗，1935年高中毕业，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，后转入外文系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穆旦随着学校南迁到昆明。在校期间，他在香港和昆明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，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。

1939年，穆旦与萧珊相识于西南联大校园。通过萧珊，穆旦结识了巴金，巴金很欣赏穆旦的才华。1944年5月，巴金与萧珊在贵阳结婚，穆旦、方敬等人也在贵阳，他们前去相聚。巴金还为穆旦编辑了诗集《旗》，列入“文学丛刊”第九集，1948年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

1948年3月，穆旦女友周与良从上海去美国留学，穆旦送行。在逗留上海期间，他成了巴金家中的常客，共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。多年后，他深情地说：“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，我在一九四八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，那时是多么热闹呵”，“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”。

1949年8月穆旦赴美留学，1953年初与夫人周与良一同回国，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。暑假他们到上海探亲，并拜访了巴金和萧珊。当时巴金已辞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一职，创立了平明出版社，以出版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为主。在巴金和萧珊的敦促下，穆旦迎来他翻译的黄金时期。从1953年12月到1955年11月两年间，平明出版社为穆旦出版了十一部译作。没有巴金，没有平明出版社，或许就没有穆旦在翻译界的成就。

穆旦夫妇1972年摄于天津

“文革”中，巴金和穆旦相互惦念着，抱团取暖。他们冒着风险通信，这些书信真实地记录了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珍贵友谊。巴金曾在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死者（萧珊——笔者注）在病中几次谈到您，还想找两本书寄给您”，“蕴珍（萧珊原名陈蕴珍——笔者注）逝世前也常谈起您和运燮同志，她也没有忘记在昆明读书的那一段生活”。

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，天津严重受损。巴金惦念着穆旦，8月11日给他写信：“最近唐山地震波及京津，究竟怎样，我也打听不出来。你的情况怎样？……我等着平安的消息。”10月26日，巴金再给穆旦写信，关心他腿的情况：“您的腿动大手术，而且手术后还要静养半年……希望安心治病吧。”11月28日，穆旦给巴金回信，讲了自己腿的情况，并告诉巴金，“在腿折后，我因有大量空闲，把旧译普希金抒情诗加以修改整理，共弄出五百首”。

1977年2月26日凌晨，穆旦因突发心脏病逝世，享年59岁。此时，巴金与这位天津诗人的友谊，已历经近四十个春秋。

原载于2020年4月3日《今晚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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